近日，五礦資本一則關聯交易公告引發行業關注：控股子公司五礦信托與關聯方五礦地產控股擬共同投資設立合資公司。五礦信托以3億元貨幣資金和評估后賬面價值162.9億元資產包（含信托受益權及對應負債）注入特殊目的載體（SPV），希冀通過專業主體承接與風險隔離機制處置存量資產。
自2020年部分信托機構風險集中暴露以來，行業風險化解已走過5個年頭。期間，四川信托完成司法重整并獲批更名為天府信托；吉林信托引入吉林金控主導增資擴股，風險處置手段持續豐富，整體風險水平穩步下降，如今行業進入風險出清與轉型升級并行階段。
【資料圖】
設立合資公司
此次擬設立的合資公司名稱暫定為北京礦信城市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億元。其中五礦信托認繳3億元，持股30%；五礦地產控股認繳7億元，持股70%。五礦信托對合資公司不委派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參與日常經營管理，對其不具有重大影響。
雙方約定了明確的出資時間節點與資金安排。根據公告，五礦信托需在2025年12月31日前以“貨幣+資產包”形式出資，其中3億元貨幣出資計入實收資本，資產包（含信托受益權及對應負債）出資計入資本公積；五礦地產控股同期以30億元貨幣出資，7億元計入實收資本，23億元計入資本公積，且需在2026年12月31日前根據此次資產包評估價值及70%持股比例，完成剩余出資。
五礦信托資產包評估以2025年6月30日為基準日，采用資產基礎法進行評估，審計、評估前模擬賬面價值175.17億元，評估后降至162.90億元，評估較審計、評估前賬面價值增值率為-7.00%。這個資產包源自96筆信托受益權資產，按合作主體、項目所在區域維度劃分為6個小資產包，資產凈額從13.54億元至50.43億元不等。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表示，資產包注入合資公司的模式本質上是通過SPV實現風險隔離與專業化處置。這種模式具有雙重作用：一是通過SPV將問題資產從信托公司表內剝離，避免存量風險持續侵蝕資本與流動性；二是借助五礦地產控股的專業運營能力，提升資產處置效率。“相較于傳統‘拖延式清收’，該模式不僅符合市場化導向，還能滿足監管部門對表內風險壓降的要求，同時通過分期注資控制處置成本。”他說。
不過，曾剛也道出實操中存在的挑戰：“資產拆分需精準評估項目現金流、抵押物完整性與法律瑕疵，若定價失真或權屬不清，易引發后續糾紛。且出資方與運營方在處置節奏、利益分配上可能存在分歧，特別是跨區域、跨周期資產的權責邊界模糊，這會降低決策效率。”
用益信托研究員喻智認為，該模式的可復制性取決于機構資源稟賦：“五礦信托能快速設立SPV進行風險化解，關鍵在于依托集團內部協同找到專業承接主體，降低了溝通成本與信任風險——這是頭部機構的優勢。中小信托公司缺乏此類資源，實操難度較大。”
從處置效果來看，此次交易或為五礦信托帶來顯著財務改善。公告顯示，交易完成后，五礦信托負債減少，財務成本下降，五礦資本整體資產質量也將同步提升。
股權調整破局
記者從某信托公司總經理處了解到，信托公司通過SPV化解不良債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信托計劃資產端“債轉股”，由信托公司代表信托計劃以底層債權出資設立SPV，債權轉為SPV股權；另一種是委托人以信托受益權出資設立SPV，即投資者出面，將其持有的信托受益權作為資產出資設立SPV。
“第二種模式本質上是讓投資者深度參與風險化解，但增加了投資者的時間成本與決策負擔，實操價值不大。”上述信托公司總經理分析，五礦信托選擇這一模式，或因項目委托人對其信任度下降，需通過綁定投資者權責推動風險處置。而行業更認可的“債轉股”模式，雖能通過SPV運營盤活資產，但對信托公司的主動管理能力要求極高，目前僅在少數優質項目中應用。
除了通過SPV處置風險之外，股權調整仍是信托業化解機構層面風險的核心路徑。近年來，多家問題信托公司通過引入戰投、增資擴股、司法重整等方式實現重生。
以四川信托為例，2020年，該公司多款資金池產品出現逾期。同年12月，四川信托聘請建信信托為其日常經營管理提供服務，公司進入風險處置階段。2023年底，四川信托發布兌付方案，由四川天府春曉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受讓公司自然人投資者信托受益權。2024年4月，四川信托依法進入破產程序。2025年8月，金融監管總局批復同意四川信托變更96.8020%股權，其中蜀道集團持股58.6278%，成為控股股東。近日，四川信托正式更名為天府信托。
“股權調整的關鍵是同時解決資本不足與治理失效兩大問題，即引入實力股東，不僅可以補充資本金滿足監管要求，還可以重塑公司治理結構，植入風控文化和合規基因。”曾剛表示，在四川信托的案例中，戰略投資者不僅注資，還通過董事會改組和管理層更替斬斷舊有利益鏈條，為后續風險化解提供組織保障。
正如喻智所言，風險不劃清，轉型無從談起。問題機構需優先完成風險處置，而健康機構則要聚焦主業創新，構建差異化競爭力。當前，行業風險處置成效顯著。
向主動管理轉型
隨著風險出清工作逐步推進，信托業正加速從風險處置向轉型發展聚焦，風險處置手段也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管理創新。
曾剛認為，未來信托業可依托制度優勢探索更多本源化處置路徑：“比如，利用服務信托架構設立企業破產服務信托或特殊資產處置信托，將不良資產轉化為信托財產，借助破產隔離功能保護資產價值，再通過受益權轉讓實現流動性變現；可與AMC深度合作，從單純‘賣斷資產’轉向‘協同處置+收益分成’的深度運營模式，提升資產盤活效率。”
不過，在轉型過程中，一線從業者面臨現實困境。某頭部信托公司投資經理向記者坦言，當前行業標品業務規模雖保持增長，但多以半通道模式為主：“我們標品規模較年初增加千億元，但決策權大多在理財公司手中，我們主要承擔交易、清算等執行工作，主動管理能力仍在培育過程中。而且通道業務費用很低，上線一套對接系統就要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對新進入者來說得不償失。”
南部地區某信托公司人士提到監管導向帶來的業務調整：“近期，部分信托公司被要求壓縮債券業務規模，尤其是規范估值方法后，以往依賴估值優勢擴張的路徑走不通了。目前我們正轉向權益類業務，比如與理財公司合作量化投資、打新等，嘗試找到新的業務增長點。”
值得欣慰的是，行業整體風險趨穩與轉型成效已通過數據顯現。中國信托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蔡概還此前透露，截至今年6月末，全行業資產管理規模32.43萬億元，較上年末明顯增長。這一增長并非簡單回歸，而是質效提升的體現：一方面問題機構加速出清風險，通過引入新股東、增資等方式重塑公司治理，培育信托文化；另一方面行業以信托“三分類”為抓手，向資產服務信托與資產管理信托并重的業務模式轉型，財富管理信托業務重要性突出——截至2024年末，行業家族信托、保險金信托、其他個人財富信托余額合計超萬億元。
